中国近现代美术受到过哪些影响？如何看待现代美术史中的“东方”意识？当前中国的美术留学研究存在怎样的现实困境与方向？近日，中国艺术研究院美术研究所举办的“中国近现代美术留学史料研究国际交流工作坊”，聚集近年来在美术留学领域卓有成绩的研究者，呈现他们的研究成果。

美术留学与史料价值

19世纪末以来，内忧外患的时局和救亡图存的需要，激励着大批有志青年负笈留洋，从而拉开了中国近现代的留学大幕。20世纪初开始，留学队伍中出现了美术青年的身影。他们学成归国，在传播西方美术、改良中国画、推动美术教育等方面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成为中国现代美术进程中不可忽视的重要群体。

大致说来，从20世纪初至1960年代，留日、留欧、留美及留苏构成了中国近现代美术留学的四个部分。2013年，中国美术馆举办的“留学到苏联：20世纪中国美术之旅”展，是对新中国初期留苏美术群体的一次系统梳理；2016年，由华天雪策划的“取借与变革：二十世纪前半期美术留学生的中国画探索”在何香凝美术馆举办，呈现了留日美术家群体在中国画改良方面的成果；今年年初，“先驱之路：留法艺术家与中国现代美术（1911-1949）”展在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举办，展示了40余位留法艺术家的200余件作品。以上几个展览体现了近年来国内美术史界对美术留学现象的关注，并一定程度地带动了这一领域的学术研究。当然，展览的优势主要在于作品的直观展示，虽有学术讲座和研讨会的配合，但学术研究毕竟不是侧重点。此次由中国艺术研究院美术研究所举办的“中国近现代美术留学史料研究国际交流工作坊”，即是希望通过会议的形式，聚集近年来在美术留学（此次侧重留学欧美）领域卓有成绩的研究者，集中呈现最新最具价值的成果，构建一个充分交流、整合史料和深入探讨问题的平台。此次会议成果将结集整理，计划于年内出版。

本次工作坊聚焦于史料的研究，这充分考虑到了当下美术留学研究的现状和面临的困境。从更大的范围看，美术留学研究属于中国近现代美术史研究的范畴，既具有时间较近、材料丰富等优势，同时也存在着大量被遗忘、遮蔽、混淆的现象。诚然，历史就像一个筛子，大部分的人和事注定被过滤，但对于当下的学者而言，最大程度地对百年来的中国美术进行梳理和研究也是历史责任所在。从这点来看，史料的发掘就具有深化、澄清、补遗等多重价值，是包括美术留学在内的近现代美术史研究的基础。

学者构成与史料类型

此次参会学者共计28位，从人员构成来看，大致可以分为以下三类：

第一类是来自教学或科研单位的学者，主要以各高校为主。按发言顺序，分别是：李雪涛（北京外国语大学）、曹庆晖（中央美术学院）、杨肖（中国艺术研究院）、赵帅（四川大学）、季海洋（北京师范大学）、安雅兰（Julia F. Andrews）（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黄宗贤（四川大学）、周爱民（清华大学）、沈宁（中央戏剧学院）、刘礼宾（中央美术学院）、李超（上海大学）、孙淳美（台南艺术大学）、华天雪（中国艺术研究院）、蔡涛（广州美术学院）和彭飞（岭南师范学院）。

第二类是来自公立收藏展览机构的研究者，主要以各美术馆和博物馆为主。按照会议发言顺序如下：董松（安徽博物院）、徐婉玲（故宫博物院）、胡斌（广州美术学院美术馆）、 傅军（上海油画雕塑院美术馆）、王欣（上海中国画院）、梁晓波（刘海粟美术馆）、韩劲松（中国美术馆）和李铁军（广州美术学院美术馆）。

第三类是属于体制外的独立研究者，包括藏家、美术家家属、美术研究爱好者以及曾受过专业训练的美术史研究者（按发言顺序）：菲利普·杰奎琳（Philippe CINQUINI）（杰奎琳文化艺术）、李大钧（势象空间）、孙元（独立研究者）、蒋向宇（独立研究者）和陈莺（独立研究者）。

一方面，参会学者的多元化说明在以史料为基础的美术留学研究中，虽仍以各类公立机构的专门研究者为主，但“圈外”人员的力量不容忽视。归根结底，“没有材料就没有发言权”。另一方面，参会者的人员构成及其发言主题很大程度上反映了该研究领域史料的类型和获取途径。总体而言，近现代美术史研究的材料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近现代的报刊、书籍等出版物，美术馆、博物馆、图书馆、档案馆收藏和保存的作品、文献、实物等资料，以及家属和私人藏家手中的作品、手稿等珍贵资料等。此外，与“留学”相关的研究天然携带着“国际化”基因，隐藏于国外学校、画室、美术馆、档案馆等处的史料也是全面、深入研究美术留学不可或缺的资料。

研究课题与史料获取

从史料类型与获取的角度考察此次会议，可以将各位参会者的研究大致分为四个类型。

第一类是以民国出版物作为主要史料的研究。曾先后任职于中央美术学院图书馆和中央戏剧学院图书馆的沈宁，常年从事民国时期美术史资料的搜集、整理和研究工作。他此次发言的主题是“云路鹏程鸿雁传：王子云欧游履痕”，着重考察了王子云在欧游期间的活动，列举了王氏在传播国外美术等方面所做的重要工作。值得一提的是，在对王子云欧游时间的考察方面，沈宁发现艺术家本人在1927年为《民众周报》所作通讯和晚年整理的《从长安到雅典》一书呈现了完全不同的两个版本。事实上，针对同一事件产生叙述偏差，在近现代美术史研究中十分常见。蒋向宇在《对常书鸿赴法留学相关细节的考辨与订正》的发言中，就对常书鸿自传《九十春秋 敦煌五十年》一书中的多处细节进行了修正，包括常书鸿入里昂中法大学的时间、选修织物图案系的时间、科别名称、升入油画班的情况等。两位学者的发言也提醒研究者要以怀疑的态度看待史料，特别是时隔多年的回忆材料，正如沈宁所说：“对回忆、口述类史料的使用，务必慎重考订，以求得历史之真实。”

最大限度地发挥材料的作用对特定的美术现象、事件进行还原，并深入解读，事实上并不容易，华天雪和曹庆晖的研究较为典型。华天雪在以“1930年代刘海粟、徐悲鸿的赴欧巡展”为主题的发言中，最大限度地搜集了当时的发表资料，并以徐悲鸿、刘海粟之间的“冤家”竞争关系为引子，对这两次欧洲中国现代艺术巡展的来龙去脉、各个方面进行了系统的梳理和详实的考证。曹庆晖的发言主题是“中国留学生和法国雕塑大师布德尔”，其材料范围从1928年李金发撰写的《布德尔的雕刻》一直到1987年出版的熊秉明《关于罗丹：日记择抄》，几乎搜罗了从民国到当下国内所有关于布德尔的出版资料。并在此基础上进行合乎逻辑的推理、判断，考察了布德尔在中国的传播、中国留学生与布德尔在不同层面上的交集以及产生的影响。

以材料为基础对美术社团、群体进行梳理是研究的另一种方向。董松的发言以“中国留法艺术学会”作为留法美术群体研究的样本，对这一成立于1933年，终止于1950年代的重要留法学生组织进行了考证，分“初创”、“坚守”、“再兴”三个阶段介绍了该组织的人员构成和活动。刘礼宾的博士论文就是有关民国雕塑的研究，在这方面有多年的积累。他在以《民国时期留学欧洲雕塑家情况》为题的发言中，介绍了民国时期留欧雕塑家的概况，勾勒出了这一群体的轮廓，同时提及，随着史料的不断发现，留学雕塑家的名单也在不断更新和完善。黄宗贤的发言同样聚焦民国雕塑，其主题为《20世纪初中西雕塑的对流与互动》，主要阐释留学雕塑家在中国20世纪写实主义雕塑发展中所起的重要作用。

青年学者季海洋和赵帅的发言均聚焦抗战时期的西南地区，分别围绕“1942年四川美术家协会第一次展览”和“近代西南民艺考察”的主题展开。前者在厘清展览情况的基础上，围绕当时报刊的批评文本，展开了对留欧写实主义倾向艺术家抗战时期作品的讨论。后者则以当时的出版物为基础，从多个角度阐述了西南民艺考察与工艺研究的相关问题。

作为自由研究者的梁晓波，多年留意于刘海粟资料的搜集与研究，此次以“‘艺术叛徒’刘海粟的艺术和艺术观”为主题的发言中，展示了较多有关刘海粟的文献资料，呈现了刘海粟多方面的艺术成就。

以上诸位学者的研究以民国时期文献为主要材料，多位学者在相关主题的材料搜集上秉持竭泽而渔的态度，最大限度地发挥了史料的基础作用。

第二类是以机构收藏或展览而引发的研究。与教学、科研单位的学者相比，收藏展览机构的工作者在一手资料的获取方面更具优势。故宫博物院的徐婉玲关于留法建筑师汪申的研究在很大程度上具有补遗之功。她在发言中不但对汪申的留学和工作的基本情况做了介绍，更对其主导或参与设计的建筑进行了实地考察，在传统与现代交织的维度上探讨了汪申的建筑思想，而这一课题的发现与研究，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故宫博物院保存有汪申相关的建筑实体和档案资料。傅军关于周碧初的研究与她在上海油画雕塑院美术馆的工作直接相关——2016年上海油雕院主办的“精神的融合——周碧初文献展”，为其研究提供了契机。傅军的发言围绕周氏绘画本体语言展开，讨论其对油画现代性的追求。这一类型的研究必须以对画家各时期作品的全面掌握和原作阅读为基础，上海油雕院本身的周碧初收藏以及与家属的良好关系为傅军的研究提供了条件。韩劲松在中国美术馆典藏部工作多年，他的发言主要梳理了中国美术馆关于20世纪上半叶留学欧美艺术家的藏品，并对这些作品的收藏渠道、种类分布、艺术家的代际分布等做了说明。据其统计，中国美术馆共收藏了留学欧美艺术家41人的1022件作品，这些信息的公布对于美术留学研究的推进具有基础意义。蔡涛的发言围绕“克罗多、张弦、梅原龙三郎：洋画中的皇城题材”这一主题展开，在西洋（欧洲）、东洋（日本）以及现代中国的动态视线中，重新思考了现代美术史中的“东方”意识。这一问题的思考源于作者此前对胡一川的研究，而支撑此次研究的则是保存在广州美院图书馆、胡一川故居纪念馆以及家属手中的借阅记录、藏书、日记等资料。

第三类是基于私人藏家和家属提供的资料而产生的研究成果。孙元在对“孙佩苍的留学”的研究中，除了使用当时的报刊资料外，因其本身的家属身份，对于孙佩苍藏品的了解、相关档案资料的获取等方面都有一定优势，在一定程度上也弥补了体制内研究者在资料获取方面的某些短板。作为收藏家的李大钧，从事吴大羽的收藏和研究工作多年。在《吴大羽留法前后生平史料考证（1917-1927）》的发言中，他不仅呈现了相关的报刊、档案资料，还展现了吴大羽的手稿文献，这是一般研究者难以获得的。刘海粟是此次会议讨论的热点之一，多位学者的发言中均有涉及。王欣的发言围绕“刘海粟的第一次欧游”展开，她通过刘海粟第一次欧游期间重要的见证人刘抗遗留下来的摄影、文字资料，结合刘海粟的《欧游笔记》，对此次欧洲之行的多个方面进行了细致的还原，也使相关人物之间的关系变得更加清晰。这一研究的推进根本上得益于新加坡刘抗家属对于“新史料”的无私贡献。令人欣慰的是，由这些图文资料集结成书的《刘海粟刘抗师友书信录》和《艺气风发——来自刘海粟和刘抗的相册》已经付梓出版。彭飞关于王代之的研究对于重新发现这位被遮蔽的留法美术家有重要价值。研究中，无论是对王代之生平的考证、留法学习的状况，还是对其之于近代美术教育的贡献，除了有限的公开发表资料外，很大程度上依靠了家属提供的王代之手稿等原始资料。

以上几位学者的研究或是得益于美术馆、图书馆的收藏或展览，或是得益于私人藏家和家属的材料支持，抑或二者兼而有之。总而言之，在20世纪美术留学乃至整个近现代美术的研究中，包括作品、手稿、档案等在内的各种公私收藏是不可或缺的重要史料。

第四类研究偏重于国外史料的发掘和应用。美术留学在本质上是一种内部（国内）和外部（国外）的文化沟通，这也决定了其史料的双重性。相对于国内材料而言，尘封于国外的相关史料的发掘更具难度。法国学者菲利普·杰奎琳（Philippe CINQUINI）以《巴黎国立高等美术学院的中国艺术家》为题，分三个阶段对20世纪前期就读该校的中国留学生做了梳理和研究。他在地毯式查阅该校原始档案后，统计出了完整的中国留学生名单：从1914年吴法鼎作为美术留法第一人进入该校开始，截止到1955年，这里共接收了132位中国留学生。这一以丰富档案材料为前提的基础性研究，对于今后留欧美术群体研究的推进有重要意义。安雅兰（Julia F. Andrews）是海外研究中国近现代美术史的重要学者。她在《艺苑绘画研究所和国际艺术界，1928-1931》的发言中，对上海艺苑绘画研究所的成员及相关活动做了较为详细的说明，特别是朱利安学院和法国国家档案馆相关文献的使用，对于我们了解艺苑成员的国外学习背景很有帮助。

李雪涛在《有关滕固博士论文的几份原始文献》的发言中，通过对“柏林洪堡大学档案馆”几份原始档案的披露和研究，对滕固博士论文的价值、在德修习的科目、博士答辩的环节等做了厘清，使我们对滕固在德国学习和获得博士学位的相关情况有了更加清晰的认识。孙淳美做了题为《徐悲鸿与巴黎“中国美术”展，1933》的发言。她以1933年的欧洲中国美术展为中心，考察了作为策展人的徐悲鸿、作为合作方的法国官方美术馆、作为观者的青年留法艺术家各自的艺术观点和现实考量，以及相互之间的内在联系。需要强调的是，孙淳美与华天雪的研究在对象上具有重合性，但后者对国内史料进行了地毯式搜索，前者则大量使用了相关的外文资料，二者在史料应用上恰好形成互补。

杨肖的发言为《跨文化视野下看绘画“装饰性”：从庞薰琹眼中的波提切利说起》，由庞熏琹晚年自传中关于波提切利的一段话引起，认为庞熏琹从波提切利绘画的装饰性中看到了东西方艺术对话的可能性，同时又引入日本美术史家矢代幸雄对于波提切利的理解与庞熏琹作比，得出来自欧洲与日本的双重经验影响了庞熏琹四十年代绘画实践的结论。跨文化的视野及英文、日文材料的使用在杨肖的研究中都有很好的体现。陈莺的发言《求真与人情：符罗飞留意期间画作解析》是其博士论文的延续，重点通过符作与那不勒斯画派之间的风格比较，对符氏留意期间的作品进行分析，显示出良好的美术史学养，其中对于外文文献的使用是该研究能够深入的条件之一。胡斌的发言《1915年巴拿马世博会上的中国艺术品与交织的视角》，虽然主要以国内报纸和出版物为主要材料来源，但对于欧洲当时博览会出版图录和相关批评的引入使其内容更加丰富，也更贴近于其研究的目的——“为有关20世纪早期跨文化境遇中的中国艺术的研究打开另一视域”。

在国外史料的搜集中，海外考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方式。周爱民的发言就是以到法国的实地考察为基础，对中国早期留法美术生在大茅屋画室受到的影响提出“断想”，认为蒙帕那斯所代表的现代艺术“自由”精神，感染了庞薰琹、吴冠中等中国留学艺术家，对他们后来在中国进行现代艺术的探索产生了影响。李铁军的研究源于广州美院美术馆丰富的李铁夫藏品，但他此次发言题为《李铁夫海外学习情况调查不完全报告》，以其美国实地考察和资料搜集为基础，对李铁夫在美学习艺术情况进行梳理，尤其对美国国家（美术）设计学院（The National Academy of The Arts of Design）的考察，澄清了学界长久以来将李铁夫作为该院院士的谬误。

在国外史料的发掘方面，欧美学者具有天然优势，而国内研究者虽已有意识地通过留学、考察等方式挖掘国外史料，但束缚仍然不少。除了空间、时间以及各种物质条件的限制外，语言的壁垒也是很大的障碍。上述学者中，能够有效使用国外资料进行深入研究者如李雪涛、孙淳美、陈莺及杨肖等，都有较强的外语能力和海外学习生活经历。

需要说明的是，将参会者的研究分为以上四个类型，只是根据各自研究的突出特点所做的大致归类。事实上，学者们在具体研究中往往综合使用多种类型的材料与方法。

现实困境与未来方向

此次会议的召开，不但呈现了丰富的研究成果，同时也暴露出当前美术留学研究所面临的诸多困境。

一些学者在发言中就此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从事近现代美术史研究多年的上海大学李超教授，以看不见的“江南”为隐喻，列举了20世纪留学艺术家被遗忘、被固有身份遮蔽、作品散佚三类情况，并以近年来组织参与的展览和项目为例，提出中国近现代留学美术资源的保护与转化问题。他在发言中提到，中国近现代美术研究面临的最大困境是没有一个资源整合的平台，大量资源处于碎片化状态，主张通过数据化、馆藏化、项目化等措施，有效整合资源，持续推进相关研究。北京外国语大学的李雪涛教授是海外汉学研究、留学史研究方面的专家，他在发言中指出目前中国留学史研究中存在的三个问题：第一，作为群体的留学生没有得到重视。从晚清到民国有10万留学生，被研究的仅是其中极小部分；第二，留学史的内史和外史问题。现有研究多集中于留学生出国前和回国后，而对其在国外（特别是大学中）学习的一手材料很少。第三，在众多国家，留学都是重要的文化现象，现在的中国留学史研究尚未放到全球史的网络中去。以上三点是中国留学史研究中的普遍问题，同样存在于美术留学的研究中。

两位学者从各自的研究领域和丰富经验出发，所提问题对当下的美术留学研究具有针对性。而单从史料角度来看，上述四种材料类型，每一种的获取也各有困难。

其一，民国报刊及出版物是整个近现代美术史研究的基础材料。目前虽有“晚清民国期刊全文库”“民国时期图书文献总库”“大成故纸堆”“申报数据库”等电子数据库出现，给研究者带来不少便利，但数据库的收录范围和数量仍然有限，且易出现检索遗漏。通过纸本、缩微等实体形式进行查找仍然必不可少，极大增加了研究者在资料获取方面的时间和经济成本。其二，美术馆、纪念馆、图书馆、档案馆等机构的作品、文献、实物藏品是我们立体、深入理解艺术家及其作品的直观材料。近年来，全国美术馆的典藏普查和数据化工作不断推进，相关展览也不断增多，这方面的资料获取也较以前相对便利。然而，限于国内美术馆事业发展整体滞后、版权观念落后、材料敏感度等问题，一般学者很难对某一机构的藏品体系有相对完整的掌握，机构内外的学者往往在资料掌握上不对等。典藏研究的推进主要依赖领导的意识和研究人员的主观能动性，难以有效调动馆外研究力量，造成了资源的闲置和浪费。其三，家属及私人藏家的遗产和收藏是美术留学研究不可或缺的部分。这部分材料的调动主要依靠家属和藏家的主动性和研究者（或研究机构）与私人之间的良好关系。机构与个人之间的合作在多个高校和机构都有成功案例，但如何进一步扩大范围，并建立长效的合作机制是需要思考的。其四，美术留学与生俱来的跨文化、国际性特征决定国外史料的挖掘和利用必不可少。如果说国内各类材料的挖掘虽有不便，但仍有不少力量正在推动的话，那么国外史料的发掘显然面临更大难度。一方面，留学地域众多，仅欧洲地区就有多个国家，材料分散，语言多样，壁垒重重。另一方面，可以依靠的国外学者十分有限，而国内研究者外出查找资料又受到经费、时间、语言等多方面的限制。

针对以上问题，以下几项措施显然是必要的。首先，以更大的力量推进近现代出版物的电子化进程，在广度和精度上同时提升数据库的质量十分必要。其次，建立各机构间的联动机制，特别是要加强高校等教学研究单位与博物馆、美术馆等收藏展览机构之间的合作。这样的合作可以有效整合研究力量和藏品资源，研究者与美术馆各取所需，共同推进学术进步。再次，建立专业机构与私人的联动机制，尤其是要构建公立收藏机构与家属之间的良好关系。以多样的方式鼓励家属将手中的作品、文献捐赠、展览、出版，是私人藏品公共化的重要途径，也是研究者获取一手资料的可行方法。最后，建立国内与国外的联动机制。要通过制度建设激励国内研究者通过留学、访学、考察等方式挖掘国外的美术留学史料，特别是在科研项目和经费方面给予支持。国内高校、机构应主动与国外相关机构建立合作关系，以积点成线、线动成面的方式为研究者的资料查找提供便利。当然，语言的壁垒是国内学者需要主动解决的问题。虽然学术研究的进步最终要落实到个体学者的努力，但从长远来看，构建一个良好的研究生态，为有志于此的学者创造更加便利的条件，这对美术留学研究乃至整个中国近现代美术史的研究都是十分必要的。

最后不得不提的一句是，史料的搜集和整理既是研究的前提，也是一个无底洞，当史料获取不再是一个难题的时候，有效方法的介入、建设性观点的提出就将成为更加重要的问题。正如曹庆晖教授“不合时宜”的疑问：五十年以后的研究我们又该如何使用材料呢？